我们从小就被告诫：“失败是成功之母”。它听起来正确，并且给人安慰。然而，很少有人追问：失败本身，真的会自动转化为成功吗？还是说，我们只是把“经历失败”误当成了“理解失败”？
在《汉亡哲思录》的开篇，徐英瑾教授就提出了一个关键区分：重要的从来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对失败的反思——也就是一门被忽视已久的“失败学”。
成功固然很好，“不失败”同样重要。那些“不赚不亏”的状态，那些避免崩溃的能力往往被忽略，而它们恰恰构成了大多数人生与制度得以延续的底层逻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徐英瑾
1 被误读的名言：
失败与“失败学”不是一回事
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反复试验灯丝材料，最终改良白炽灯成功的故事，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同时，也很少有人没听说过爱迪生本人对于自身成功的下述“经验总结”：“失败是成功之母。”然而，并非很多人都知道，这句“名人名言”原来是以讹传讹的产物。爱迪生本来说的是这么一句话：“我并未失败。我只是知道了有一万条路径无法导向成功。”(I have not failed. I"ve just found 10000 ways that won't work.)——那么，在爱迪生的原话与坊间对于此原话的改写之间，究竟有何差异呢？
“失败是成功之母”试图传递给听众的意蕴乃是：不要怕失败，多失败几次，你就成功了；而爱迪生本人原本想表达的是：每次失败之后你都要总结教训，由此获得关于“为何那样干不行”的知识。只要此类知识积累得足够多，你早晚就能成为赢家。这也就是说，坊间对于爱迪生原意的“缩写”，省略掉了最为关键的部分：对于失败的反思与溯因。换言之，经过此番错误的“缩写”后，人们聚焦的仅仅是失败，而爱迪生本人所聚焦的则是“失败学”。
托马斯·爱迪生与第一盏白炽灯的复制品的合影
2 成功之外：
被忽略的“不失败”与“止损”逻辑
现在是一个“成功学”读物满天飞的时代，但却很少有人研究“失败学”。“成功学”关心的是如何成功，而“失败学”关心的是如何不失败。请注意：成功不等于“不失败”。炒股赚三倍算是成功，但不赚不亏，就不算失败——至少与在高杠杆买入昂贵房产却突然遭遇资金链断裂的炒家相比，“不赚不亏”已算幸运。
同样的道理，曹操在官渡打败袁绍肯定算是成功，但孙权在逍遥津之战中安然撤退的战例至少也能算“不失败”：他固然没有打下自己的目标合肥，但至少也没有造成己方的重大损失。但奇怪的是，说起三国故事，很多人都津津乐道于曹操在官渡的大胜，却很少有人讨论孙权为何在合肥没有“血亏”，弄得“止损”就好似是三岁娃娃都会的技能似的。但这显然不是隋炀帝学会的技能，否则他就不会在“高句丽”这个项目上蚀了老本；这也不是宋帝国学会的技能，否则北宋与南宋就不会像得了失忆症似地先后上演类似的荒唐戏码：先与动机不明的新“盟友”(先是女真，后是蒙古)联合，以图削弱传统敌人(先是契丹，后是女真)，最终反而导致自己被不久前的“盟友”所灭。换言之，虽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孙子留给我们的民族智慧，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孙子的本意是要求我们不打败仗，而非一定要打胜仗。相反，太想打胜仗的人恰恰会因为轻忽失败的风险，从而加速走向失败。
逍遥津之战曹操“用兵如神”、张辽“以寡击众”，
但孙权在危局下及时止损同样值得关注。
3 历史叙事的偏向：
为何“稳态运行”的时代总被忽略
既然对于“失败学”的蔑视与对于“不赚不亏”的平局的轻忽相伴而生，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国人一向忽略武帝之后的西汉王朝，以及光武帝之后、汉献帝之前的东汉王朝。具体而言，很多人都喜欢谈论汉武帝刘彻痛击匈奴的武功，却很少有人谈论“后武帝时代”旨在恢复经济的“昭宣之治”；很多人都喜欢讨论献帝时代的战争风云，却很少有人讨论东汉初年岁月静好的“明章之治”(明帝、章帝时期)与 “永元之隆”(和帝时期)。也很少有人讨论过，为何即使在东汉中期两次出现了婴儿(殇帝刘隆与冲帝刘炳)登基并立即驾崩的闹剧，帝国的运作依然算是井然有序的。也就是说，除了轰轰烈烈的成功者与凄凄惨惨的失败者之外，在“政治股市”上那些不赚不亏的“稳健股民”，一向没有进入大众历史叙事的聚光灯。
汉代墓葬中的精美石刻。
4 超越道德化叙事：
从“替罪羊”到治理模型的失败
也正因为“失败”与“成功”之间广袤的灰色地带一向被忽略，所以，传统历史叙事对于大失败的溯因往往会失焦。下述比方或许能帮助读者理解我为何这么说。王朝的失败好比病人身体的总崩溃，王朝的辉煌成功则好比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而在这两者之间的广袤地带，则是种种比较健康或者属于“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而一旦病人害了病，神志清醒的医生首先应当思考的问题乃是“为何他的身体那么不健康，甚或连亚健康都算不上”，而并非“为何他当下的身体状态不允许他在奥运会上折桂”。同理，一个探索汉末乱局之成因的探究者，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乃是“为何这时候的汉朝连桓、灵之际的低水平运作也维持不了”，而非“为何此刻的汉朝竟然无法威慑四夷，让四方来朝”。
很糟糕的是，尽管几乎所有合格的医生在看病时都不会陷入上述这种“不是辉煌就是毁灭”的“二极管思维”，这种粗鄙的思维方式却几乎绑架了大众历史叙事对于王朝兴衰规律的探索模式。这进一步导致了这些粗鄙的思想者继续用此类“二极管思维”来寻找能为王朝崩溃负责的替罪羊：邪恶自私的宦官、美艳失德的妃子、蒙蔽天子耳目的奸臣，等等。假若被他们聚焦的这些“坏人”实际上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坏，那么就通过“历史化妆学”将他们刻意写坏——否则谁该为大失败负责呢？由此被忽略的，则是那些缺乏道德二极化特征的中性要素：人口、地理、军事技术、气候，乃至传染病，以及能对上述这些要素综合在一起加以衡量的社会管理技术。
汉灵帝（156—189），东汉末年皇帝。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管理技术和地理因素一样，具有价值中立的特征。譬如，如果说“放弃全面的经济管制并善待民营经济”乃是某种社会管理技术的话，那么，该技术的有效性与技术实施者的私德并无直接的联系。若将西汉“昭宣之治”的实际操盘者霍光与迷恋国家管制经济的王莽相比，二人的私德哪个更好一点呢？恐怕这就是见仁见智之事了。
但很明显的是，霍光稳健的经济政策拯救了几乎破产的西汉帝国，而王莽的激进经济政策则毁灭了经济基础并没有那么差的新莽帝国。因此，问题的关键并非二人的私德问题，而是他们所坚信的社会治理模型自身的合理性。社会治理模型自有其生命，而历史的斗争，则往往就体现为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型借助于其拥趸之肉身而展开的观念斗争——至于某人之所以成为某种模型的拥趸，也并不是因为他本人的道德因素，而往往是因为在他所处的社会微环境中，关于那种模型之合理性的意识形态声浪偶然性地占据了上风。
这就好比说：个人的思想就像是蒲公英，会被历史因缘的风吹到这片或者那片思想的绿地，然后偶然地沾染上了别的植物的基因——而一旦这种偶然的基因混合模式自己变成了定局，个体思想的展开方式就往往会终生被此类混合模式所绑架。
不过，社会治理模型虽然谈不上善恶，但有好坏——否则我们就无从理解为何基于某些社会管理模型的政治实践会失败。任何一个不算太糟的社会管理模型都需要具备至少两个要素：第一，对于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有大致靠谱的格局把握；第二，在上述格局感之上建立的具体措施，是能够根据现实的反馈而自我修正、不断优化的。请千万别小看这两个要素：中国古代王朝的周期性失败，就是因为使得这些王朝得以运作的社会治理模型往往无法同时具备上述两个因素。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引入两个对子：周、秦之分与儒、法之分。在这两个对子中，儒家因素与宽松的周政式治理模式相捆绑，而法家因素则与严苛的秦政式治理模式相呼应。大致而言，儒家一直梦想回到秦帝国建立之前的周朝去，即以宽松的礼治代替苛刻的法制，由此降低管制成本，使得官民两宜；法家则试图通过集权来搜罗社会资源，以便以最高的效率实现君主的短期目的(尽管这些目的往往被包装成长期目的)。
但仅仅用“仁政—暴政”的模式去看待周秦之辨，有将问题过于简化之嫌。具体而言，关于如何管理社会，儒家与法家都有说对与说错的地方——只是儒家说对的地方的确更多一点。儒家说对的事情主要是在哲学层次上。或说得更清楚一点，儒家的哲学预设至少有三点合理之处：第一，在一定的技术背景下，社会与自然环境所能够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儒家看来，无论对于民力还是自然力，管理者都不能竭泽而渔)；第二，即使是聪慧的管理者，其精力也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分权来分散管理成本(所以儒家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让封建架构中的每一层管理者都担负起自己的有限责任)；其三，亲情、羞耻感等具有正面价值的道德情绪是普遍存在的心理学现象，因此，一种低成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完全可以激活这些心理学要素的效用，以便减少管理成本(所以儒家推崇基于民间自发道德秩序的礼治，而非需要大量资源投入才能见效的法治)。
但儒家的疏忽之处则是忘修了“失败学”，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重视一旦礼治管理模式失效，他们有何备份方案来阻止周政的失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儒家对于人性中的良善因素的估计是正确的，他们也肯定忽略了“路西法效应”对于广大“良民”的绑架作用(该效应说的是：即使是道德上良善的普通民众，也会被特定的社会操控集团所洗脑，并做出恐怖的行为)——而号召那些路西法效应的制造者(比如战国时期那些野心勃勃的诸侯)去实行仁政，显然不是聪明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儒家心怀天下的利益关涉方向本就与这些自私自利的君主南辕北辙。
让儒家继续感到尴尬的是，即使在汉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表面上尊儒的超级帝国之后，秦政的社会管制模式依然在汉帝国的血液中遗留了大量的基因残片。而为了与这些残片做斗争，汉儒的办法便是引入“天人感应”的学说对君主进行道德恐吓(“瞧，就是因为陛下不修德政，所以某地又地震了！”)——但这种学说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的随意性，又使得儒家的意识形态工具可以被自己的敌人所用(“瞧，就是因为儒家清流所推选的某个大臣私德有亏，所以某地又地震了！”)。换言之，在这个历史当口的汉儒们依然忘记去修“失败学”的学分了，否则他们就应当有办法来阻止自身的“道德恐吓学”沦为“回旋镖”了——很显然，任何一件武器若最终沦为伤害原主人的“回旋镖”，就都只能被视为失败之作。
董仲舒用“大一统”思想帮助汉武帝确立儒学正统，把儒家变成服务皇权的工具，这种做法让儒学依赖权力，逐渐丧失了独立和理性精神。
而在忘修“失败学”这一点上，法家只能对儒家“百步笑五十步”了。首先，在哲学层面上，法家甚至连一个关于社会如何运作的“廉价七成正确”的直观也没有。他们预设社会与自然的资源是可以无限榨取的，由此疯狂鼓励耕、战，以便最高效地劫掠这些资源；同时，在人性论上他们又将人类贬低为那些为了蝇头小利而甘愿为奴的小白鼠，却无法解释在没有明确利益输入的情况下为何人类还会输出利他主义行为。这种哲学上的错误假设必然导致其社会管制模型需要无数胡萝卜与大棒的介入才能维持其运作——而在胡萝卜被吃光，而大棒又全部被打废的情况下，依据此类模型而被塑造的社会架构自然便无法在陈胜、吴广们的怒火中幸存。
换言之，秦政的模式在根子上无法回应“失败学”所提出的如下核心问题：在资源相对不足的前提下，如何避免秦政式政权的总崩溃？不过，不容否认的是，在微观层面上，法家的确提出了一套针对被管理者的明晰奖惩办法，以便避免基层管理的失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确要比过于迷信“春秋决狱”的汉儒们来得高明)——但在宏观层面上，他们却没有提出一套针对管理者的奖惩办法以便避免核心决策的失败。
若以法家立场为对比物，本书的立场显然更同情儒家。但相当一部分儒家忘修“失败学”所导致的历史教训依然不得不提。说得更直白一点，汉帝国的两次灭亡——在公元一世纪为新莽所代以及在公元三世纪为曹魏所代——在根由上都与儒家意识形态过于“一厢情愿”的思想特征相关。这种思想特征使得儒家过度关注对于善政美景的勾勒，却疏于为必然会出现的治理恶化现象准备好政治学与经济学层面上的抗生素。因此，在正在败坏的社会肌体真需要抗生素注射治疗的时候，抗生素竟然就没库存了，甚或根本就未曾入过库。
从这个角度看，要理解汉帝国为何两次失败，此类“失败学”叙述的核心篇章必然将包含一份关于汉儒思想的病理解剖报告。不过，汉帝国的失败也的确值得这样的思想解剖，因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运作的超级帝国，两汉稳健运行的历史长度是无人可超乎其右的。因此，至少她们(这里用复数，是为了不忘却新莽王朝对两汉的割裂)曾经成功过，辉煌过。也正因为如此，她们的速朽才那么让人唏嘘。
历史不只是成王败寇，
当你开始从中提取内在逻辑，
历史才真正转化为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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